证券时报记者 韩忠楠 余世鹏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金融体系底层逻辑发生深刻转变，金融战略属性持续凸显，甚至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金融强国建设进入纵深推进关键阶段。近日，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焦捷，围绕全球金融体系重塑趋势、金融强国核心能力建设、人工智能（AI）对金融业的结构性变革、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中国金融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话题展开深度解读，系统剖析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路径的时代价值。
全球金融格局面临深度重塑
证券时报记者：地缘冲突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金融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您如何看待全球金融体系正在发生的深度重塑？
焦捷：全球金融体系的变化已不只是周期性波动或局部调整。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与科技革命加速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条件。资本跨境流动的可预期性、跨境合约的可信度、金融基础设施的稳定性等，这些曾经是金融稳定的背景条件，正在成为变量。这意味着，金融体系将从以效率与一体化为主导的市场体系，转向效率、安全与韧性并重的制度体系。金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工具，正在成为国家能力的一部分。
证券时报记者：如何理解“金融成为国家能力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我国的金融体系建设该如何调整应对？
焦捷：过去我们讨论金融，多是讨论如何配置资源，今天讨论更多的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这套体系能否依然正常运转。在当今全球范围内，金融的功能已明显超出了行业本身。支付清算、信用创造、风险分担、跨境连接和规则参与，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经济运行、维护金融稳定、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能力。
金融作为国家能力，至少体现在四方面：一是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与自主能力。支付清算、跨境结算、金融数据等过去被视为中立的技术性安排，如今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变量。二是金融体系在压力下保持功能连续运行的韧性。当外部冲击发生时，支付清算、信用供给、跨境融资等关键金融功能能否不中断，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基本运行。三是参与全球金融规则制定的能力。国际规则不再只是“背景设定”，而正在成为“比赛规则”本身，谁能参与规则制定，谁就在为下一代金融体系定坐标。四是金融思想与方案的供给能力。一个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市场规模，也取决于它能否贡献有解释力的理论、有操作性的政策工具和治理方案。
坚守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需把握四个平衡
证券时报记者：能否进一步谈谈，金融强国究竟要“强”在哪？考验的是何种能力？
焦捷：金融强国的“强”，不只是规模上的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强国建设作出了系统部署。金融强国要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和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六个强大”背后，最终体现的是一整套金融体系能力——在复杂环境下有效配置资源、管理风险、支持创新、维护稳定，并持续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能力。
一是强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即金融资源能否精准流向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型最需要的地方。二是强在防控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不只是事后处置，更要有事前识别、动态监测、压力测试和跨部门协同处置的完整体系。三是强在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即形成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和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四是增强在开放条件下保持稳定的能力。在连接全球的同时，保持自身体系的韧性。五是强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贡献金融思想的能力。金融强国不仅要在市场中有影响力，也要在思想上有解释力，在规则上有参与力，在方案上有贡献力。
证券时报记者：纵观全球主要经济体金融发展历程，不少国家在迈向金融强国的过程中出现波折，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能为其他国家带来哪些借鉴？
焦捷：中国正在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的金融发展路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关键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处理好几组重要关系。
一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强调金融对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支持作用，这构成了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导向。二是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创新能够提升效率也会带来新的风险。一个好的金融体系，不只是促进增长，更要经得起冲击。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强化风险防控，在发展与安全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是中国金融治理的重要特征。三是市场机制与有效治理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需要制度建设和监管体系的持续完善。市场效率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协同，是金融体系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四是高水平开放与自主可控的关系。在开放和融入中增强自身能力。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本质上就是在这些关键关系中走出来的路。
证券时报记者：能否继续围绕“四个平衡”，尤其是围绕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与科技之间的关系，谈谈金融如何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
焦捷：“四个平衡”是理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一把钥匙。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真正的考验已经不是金融机构愿不愿意放款，而是有没有能力理解没有成熟商业模式的科创项目、有没有耐心陪一个十年才能见效的产业成长、有没有能力对一类前所未有的风险作出合理定价。
具体来看，一方面，要差异化服务多层次实体需求。先进制造和关键核心技术企业所需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小微企业所需的可获得、可负担的金融服务，绿色低碳转型所需的稳定长期融资——金融体系需要提供有差异、有针对性的工具。另一方面，要支持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这是当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命题。
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领域，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点，以传统抵押和短期回报为核心的金融模式难以适应，需要更多元的耐心资本、股权资本和风险分担机制。这也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科技金融中心重点布局的方向。归根结底，实体走多远，金融就要跟多远；金融有多大韧性，实体就有多稳的依托。
AI重塑金融运行生态
证券时报记者：人工智能正深度影响金融领域，您认为AI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已经进入哪一阶段？是工具性赋能，还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金融的运行逻辑？
焦捷：当前AI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已经从工具性赋能迈向结构性重塑的过渡阶段。AI在早期更多是提升效率的“好用工具”，核心是在既有业务流程上做优化与加速。但随着大语言模型和智能体的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深入应用，AI开始逐渐向风控合规、资产配置、投资决策等核心环节深入，逐步改变金融机构的组织形态和业务流程。
从金融视角看，AI并没有改写支付清算、风险管理、价格发现等基本功能，却显著改变了这些功能的实现方式与边界，未来可能使金融体系在效率、覆盖范围和复杂度上发生系统性跃迁。因此，用“从赋能到重塑”来概括这一阶段可能更为准确，金融的基本逻辑尚未被颠覆，但运行机制和生态结构正在被深刻改写。
证券时报记者：如何在技术创新与金融稳定之间实现协调发展？在推动AI赋能金融的同时，监管体系应如何应对算法“黑箱”、数据隐私、模型同质化等风险？
焦捷：实现技术创新与金融稳定的协调发展，关键在于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一方面，要持续优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通过监管沙盒、试点先行等机制，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创造空间，推动其在普惠金融、财富管理、风险控制等领域发挥更大价值，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另一方面，推动监管科技赋能，依托穿透式数字化监管手段，将监管与统筹深度融合，确保金融创新始终在安全底线内运行。
针对AI赋能金融带来的新型风险，应重点从算法治理、数据治理和生态治理三个方面着手。针对算法“黑箱”问题，应建立模型审计和责任追溯机制，提高关键金融模型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针对数据隐私风险，应完善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积极应用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实现数据安全与价值释放的平衡；针对模型同质化风险，应鼓励金融机构构建差异化模型能力，加强对基础模型集中度的监测，防止经营主体行为趋同而放大系统性风险。总体来看，既要鼓励创新，也要守住安全底线，实现人工智能与金融体系的协调健康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AI在支持中国硬科技和培育耐心资本方面，分别呈现出怎样的趋势？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障碍？
焦捷：在支持中国硬科技方面，AI呈现出从研发提效向全链条赋能深化的趋势。AI正在深度融入新材料、生物医药、芯片设计、智能制造、量子科技、6G等重点领域，应用于研发设计、仿真验证、生产制造、成果转化等环节，有助于缩短研发周期、降低试错成本、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同时，AI能够整合论文、专利、产业链、供应链、团队能力、应用场景等多维信息，提升科技成果识别、技术价值评估和产业化潜力判断能力，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在培育耐心资本方面，AI呈现出提升长期价值发现、风险定价和投后陪伴能力的趋势。硬科技企业普遍具有研发周期长、早期财务数据有限、商业化不确定性较高等特点。AI有助于金融机构和投资机构更准确理解技术路线、知识产权、市场空间和政策环境，提升早期项目识别、风险评估、投后管理和产业资源匹配能力，引导资本更好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AI赋能硬科技，还需要进一步打通高质量数据、算力、模型和真实产业场景，提升模型可靠性、可解释性和安全性；培育耐心资本，也需要进一步完善长期资金来源、考核机制、退出渠道和风险分担机制。AI在金融场景中的应用，还要处理好数据合规、算法透明度、模型偏差和责任边界等问题。
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证券时报记者：对于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的趋势和方向，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前沿研究有哪些发现？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焦捷：当前，全球金融治理的重心正从单一的效率导向，转向制度协调与体系韧性；人工智能、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绿色转型融资等新议题，也在不断重塑治理的边界。围绕这些变化，我们观察到：一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资源、区域性融资安排、双边货币互换和各国外汇储备共同构成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仍存在协调不足、响应不够、覆盖不均的问题；二是以单一主权货币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内在的不稳定，多元货币并存、相互制衡正成为趋势；三是数字技术正在改变跨境支付与货币运行的底层逻辑，既带来效率提升，也带来新的治理空白。
我们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构建多元、高效、多层次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稳步推进份额检查与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二是推动跨境支付体系的多元化与互操作，维护金融基础设施的中立性、安全性与普惠性，同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体系建设；三是加强对数字货币、人工智能、绿色融资等新议题治理规则的前瞻研究与国际协调，增加国际金融公共品供给。这既是应对共同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为完善全球金融治理贡献智慧与方案的着力方向。
证券时报记者：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架构改革有哪些典型实践？下一步的改革趋势是什么？
焦捷：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推动现行国际体系与时俱进，进一步增强代表性、执行力和有效性。这是理解我国相关实践的基本出发点。
典型实践大体可归为四个方面：在国际金融组织治理上，积极推动IMF份额与治理改革，使其更好地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上，中国人民银行已与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参与清迈倡议多边化等区域性安排。在货币与支付体系上，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篮子中的权重位列第三，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覆盖持续扩大，数字人民币稳步发展，国际使用程度不断提升。在规则与标准上，中国深度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是较早全面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的经济体之一。
证券时报记者：立足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在构建中国金融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有哪些具体实践，为金融强国建设筑牢理论根基与实践支撑？
焦捷：金融强国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金融思想与理论基础。在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探索过程中，金融实践不断提出新问题、积累新经验。当跨境金融的基础条件开始变化，传统金融理论中关于市场连续运行、跨境规则稳定可信、金融基础设施中立可用的一些前提，需要被重新审视。构建中国金融自主知识体系，正是把中国金融实践中的重要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形成具有中国主体性、同时能够进入全球学术对话的金融知识体系。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在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明确了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定位与部署，紧扣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充分发挥学科、人才、科研三大核心优势，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方面，围绕理论体系创新、教材体系完善、金融“五篇大文章”交叉研究三条主线系统发力，着力构建兼具中国立场、时代特征、国际视野的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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